本书探讨了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对原始儒家的特点的领会和诠释上，作者抓住“天命”这个核心观念，与新儒家的解释旨趣迥然相异。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作者强调了现代性对传统而言可以意味着是解放而不一定意味着解体。在对原始儒家的历史观念和时间观念的检讨和重建中，作者指出《天演论》与原始儒家历史存在论之间的关联。在对现代性意义上的自我之本真性的论述与良知的辨析中，作者借鉴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纯洁的良知观”，提出了一种非道德主义的良知观，力图恢复原始儒家良知观的本来面目。在关于政道问题的阐述与重建上，作者指出，儒家提出天命权利的观念以与现代政道相契合。

书稿以穆旦的创作历程为纵向线索，以作品细读和论析为基本构架，在深入剖析诗人的精神结构与诗歌艺术之历史关联的基础上，试图以穆旦为个案，探讨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的“现代”特质。书稿一方面集中于穆旦精神世界的冲突与抗日战争、五十年代文化机制变迁等历史经验之间的关联，关注社会历史经验转化成诗人内在精神世界之结构性因素的复杂机制。另一方面又打破现代主义诗学中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划分，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诗人分裂而又相互冲突的精神世界与其诗歌的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特征之间的有机联系。全书从紧扣穆旦的精神结构及其发展演化过程，以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个人真实性问题为主线，把文学史研究、文本解读和思想史的反思结合起来，透过穆旦对新文学的“现代性”根源和历史形态，做了深入的研究。

本书清晰地陈述了不同社会理论关于文化的各种理论观点。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本书以明确的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意识形态及社会转型的历史语境之下，从“文革”后中国知识分子写作历史起源的角度，深入研究了“文革”后初始阶段的文学主潮，着重探讨了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体制的话语激励与话语规约、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及话语表达、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性重构和“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等复杂问题。本书在问题意识、思想锋芒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勇敢探索，使其具备了原创性的学术品格，它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实践推进到“文革”后的文学史中，在此方面，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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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与现代世界》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哲学”、儒学诠释与方法论进行反思，第二部分论“人文学术与教育”，第三部分论“宗教对话”，最后一部分论儒学与“现代世界”的关联。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随着全球艺术市场和流行文化对当代艺术宰制力的增强，中国艺术已日渐陷入到一种脸谱化的“本地性”窘境之中。如何在与西方艺术史的联系中重建中国艺术的“自主性”，已成为当务之急。近三十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把西方艺术史和理论名著译介给中文读者，他们的努力令人尊敬，遗憾的是其系统性却仍相当欠缺，对其在当代学术中的进展更是鲜有着手。因而，我们希望本刊在系统编译这些经典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西方学界对它们的诠释，以增进我们对西方艺术传统形成的理解深度。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将对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思考导入到“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化”与“现代主义”的辩证综合中，重审现代艺术的历史经验并焕发现代艺术的活力，已蔚成今日人文社会学科和艺术研究的潮流。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艺术在创造中国现代文化中的珍贵努力并未获得应有的总结...(展开全部)